月琴为什么弦数不统一(弦月琴)
近期不少网友都在问:月琴为什么弦数不统一(弦月琴),小编也是查阅很多资料,整理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答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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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1、【器乐知识】以二胡为例,浅谈弦、音、调的对应关系和原理
- 2、常识:弹拨乐器
- 3、四根琴弦弹出人生酸甜苦辣——记长治市非遗传承人张俊华
- 4、四根琴弦弹出人生酸甜苦辣——记长治市襄垣鼓书非遗传承人张俊华
- 5、名将崛起之路(四)——风起于青萍之末
【器乐知识】以二胡为例,浅谈弦、音、调的对应关系和原理
一、概要
大家知道,关于器乐方面的知识,有些概念比较抽象,因而,对于不具备一定乐理知识的头友,往往难以理解和接受。所以,这篇小文的服务对象仅适应于具有一定乐理常识的器乐爱好者。当然,对其他头友也会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以前我曾经在头条上,分多期介绍过民族乐器。其中,弦乐主要包括拨弦和拉弦两大类。前者一般为四根弦(大多为两组音),比如阮、琵琶、柳琴、月琴等,不过它们的两弦之间不全都是五度关系;后者一般为两根弦,如二胡、高胡、京胡、板胡等,它们的内、外弦之间既有五度关系的,也有四度关系的。二胡一般是按五度关系定弦的。因此,弦乐器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下面我就以二胡为例,力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别介绍弦与音、音与调以及各调间的内在关系,以期使头友们能从原理上较深层次地了解二胡的奥秘。
二、关于二胡的“弦”和“调”
二胡的弦和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一点,不少头友感到模糊不清。
我们所俗称的什么什么弦,是指在特定的音调之下,二胡的内、外弦所对应的唱名。如1—5弦、2—6弦、3—7弦、4—1弦、5—2弦、6—3弦、7—#4等。
而调指的是用什么音做1,如1=C、1=D、1=bE、1=F、1=G、1=A、1=bB等。对于标准定弦来说,不同的调,会对应不同的“弦”(请见下述)。
三、二胡的常用调
二胡常用调为七个,即C、D、bE、F、G、A、bB。在二胡两根琴弦上,各调都有相应的音位。为了使二胡能方便地融入器乐大家庭中,更好地体现二胡本身的发音特点,所以在乐队中,二胡通常定DA弦(标准弦),即内弦定为D音,外弦定为A音。这种定弦我们称为D调,即内弦为1,外弦为5,俗称为1—5弦。
那么,按照其它调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调与弦的对应关系,即:
C调:2—6弦;bE调:7—#4弦;F调:6—3弦;G调:5—2弦;A调:4—1弦;bB调:3—7。(因手机无法编辑下加一点的低音音符,故只好如此表示了)。
值得一提的是:若抛开标准定弦的话,从理论上说,任何音都可以定为1,只是指法与标准弦完全不同了。不过,这样不太实用。
四、二胡中的“姊妹调”
大家知道,在二胡中,5—2弦和1—5弦,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两个指法。我把它们通俗地称为“姊妹调”。
在不考虑标准定弦的情况下,二胡有以下几个“姊妹调”(也可以称它们为近亲调),在二胡演奏上也叫“反把”。
1.C调的1,是F调的5(低音,下同);
2.D调的1,是G调的5;
3.bE调的1,是A调的5;
4.F调的1,是bB调的5;
5.bB调的1,是bE调的5。
五、二胡中为什么会出现bE、bB两个调
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有头友提出过,在此,特作简要说明。
我们知道,二胡标准定弦是五度音程,不管定什么调,内、外两弦之间总会有一个半音(3、4)存在。那么就有了bE和bB两个调的出现了。为什么呢?
在乐理中,音名为CDEFGAB,所对应的唱名为1234567。其中,E、F(3、4)之间是半音关系。为保证二胡五度定弦的音程之间要有一个半音,且在3、4两音上,就需要在E和B两个音上降半音。下面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如1=D,五个音分别为DEFGA,其中,E、F之间是半音关系,为确保3、4为半音,需将F升半音,与G形成了半音关系,从而使原E、F之间变为全音。
又如1=G,五度音分别为GABCD,其中,B、C(3、4)之间是半音,符合半音位置,无需升降。
再如1=F,五度音分别为FGABC,这里虽然也有一个半音(B、C),但是不在3、4之间,也就是说,这里的A、B是全音关系,要满足半音关系,需将B降半音,那么,就成了FGAbBC(12345)了。于是便出现bB调了。
那么,同理推算,bE调也就不难推出来了。不过,还是留个作业吧,那就请有兴趣的头友自己来推推看吧。
(因能力所限,不知讲得是否明白,敬请多批评,多指教,多提宝贵意见!)
(图片摘自网络)
常识:弹拨乐器
弹拨乐器
第一类
以七弦琴为代表,包括古琴、古筝等乐器。这类乐器都有一个长方形木箱作为琴身,张以琴弦,平放著弹奏。除七弦琴都可以按弦取音外,其余都只用其空弦音。
第二类
以琵琶为代表,包括柳琴、月琴、阮、三弦等乐器,装有四根、三根或两根弦,左手按弦,右手弹拨,多放在腿上演奏。
第三类
是扬琴。平置在木架上,用琴竹击弦取音,约在明代由外国传入。
弹拨乐器总类繁多,下面,依次介绍目前国乐团中最常用的乐器:琵琶、柳琴、杨琴、和古筝、阮、三弦。
东不拉
东不拉是哈萨克族古老的弹弦乐器,在一些哈萨克族家庭里,甚至一家老少都能弹上几曲。在哈萨克语中,东不拉有特殊的含义:"东"是乐器弹奏之声,"不拉"是给乐器定弦的意思。
东不拉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它就在中国的新疆流传了。
东不拉的琴身为木质结构,它的形状就象一把放大了的勺子。最早的东不拉制作非常简单,民间艺人把一整块木料砍成勺子形状,装上面板,拉上两根羊肠作为琴弦,再在勺把儿上装上9个音品,"东不拉"就制成了。东不拉是哈萨克族的民间歌手离不开的伴奏乐器。哈萨克人有了它,外出放牧的时候再也不孤独了。傍晚回到家,人们弹奏着东不拉,载歌载舞,与家人共享欢乐。
东不拉可以用于独奏、合奏和伴奏,表现力非常丰富。东不拉的演奏方法和大多数弹拨乐器一样,把琴斜着放入怀里,左手持琴,用食指和大拇指按弦,右手用中指和大拇指拨弦。运用东不拉不同的演奏技巧,能够形象地表现草原上淙淙的泉水、清脆的鸟鸣、欢腾的羊群和骏马疾行的蹄声等。
阮
阮是中国的一种弹拨乐器,阮在古代一直被叫做"秦琵琶"。大约在公元前二三世纪的秦国时期,人们给一种有柄的小摇鼓加弦制成弹拨乐器,叫作"弦鼗(tao)"。后来人们又参考筝和筑等乐器,创制了一种比"弦鼗"更为先进的乐器,称为"秦琵琶",它就是"阮"的前身。
在公元三世纪左右,有一位叫阮咸的音乐家,非常善于弹奏这种有圆形音箱的"秦琵琶",由于他的演奏技艺非常高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人们就渐渐用他的名字"阮咸"来称呼这种乐器了。不过,阮咸简称为阮是从一千年前的宋代才开始的。
阮的外形很简单,由琴头、琴杆和琴身三个部分组成。琴头一般装饰有中国传统的龙或如意等骨雕艺术品,两侧装有四个弦轴。阮的琴身是一个扁圆形的共鸣箱,由面板、背板和框板胶合而成。阮的结构原理、制作材料以及演奏技法和琵琶都有很多相同之处。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民族乐器的重视,音乐家们还对阮进行了改革,研制出高音阮、中音阮、次中音阮和低音阮。
高音阮是高音乐器,发音清脆明亮,在乐队中常担任主旋律的演奏。
中阮为中音乐器,音色恬静柔和,富有诗意;在合奏中常担任演奏旋律和插曲,具有动人的效果。担任伴奏时,丰富的节奏变化能突出乐曲的特点,在乐队中采用两个以上中阮分部演奏和声,会使弹拨乐器组的中音部更为丰满。
大阮比中阮低五度,与西洋乐器中的大提琴比较相似,在乐队演奏旋律时,它常与中阮作八度结合,以加强中阮效果,最适宜映衬抒情的旋律,演奏单音或和弦时,能加强节奏,烘托出乐曲热烈奔放的效果。低音阮发音深沉而低侯,犹如西洋乐器中的低音提琴。
扬琴
扬琴又称"洋琴",是中国常用的一种击弦乐器。它的音色清脆明亮,表现力极为丰富,可以独奏、合奏或为琴书、说唱和戏曲伴奏,在民间器乐合奏和民族乐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据史书记载,中世纪以前,中东的亚速、波斯等古代阿拉伯国家,流行着一种击弦乐器,名叫萨泰里琴。明朝(1368--1644),随着中国和西亚、东亚间日趋密切的友好往来,萨泰里琴由波斯经海路传入我国,最初只流行在广东一带,后来逐渐扩及到中国各地。后来经过中国民间艺人的改造,萨泰里琴渐渐演化成为中国的民族乐器──扬琴。
扬琴主要用木质材料制成,琴身是它的共鸣箱,呈蝴蝶形,所以也有人称之为"蝴蝶琴"。演奏时,琴放在木架上,左右手各执富有弹性的竹制小棰,分别敲击琴弦发音。
扬琴的演奏技巧很多,音色也十分丰富多彩,低音区发音雄厚而深沉;中音区纯净而透明;高音区清脆明亮。扬琴比较适于演奏快速的乐曲,最适合表现轻快、活泼的情绪和欢快、喜悦的感情。
扬琴在中国已经流传和演化了四百多年了。在这期间,中国的乐器制作家研制出了不少扬琴的新品种,比如像变音扬琴、转调扬琴、筝扬琴和电声扬琴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电声扬琴,这种电声扬琴由琴体、拾音器、放大器和音箱组成,当琴弦振动的时候,声音波通过拾音器转变为电讯号,然后经过放大器美化音色之后,由扬声器发出。电声扬琴既能伴奏又能独奏,因此,从它问世以来,一直受到扬琴演奏家们的好评。
扬琴在中国经过多年的流传和发展,不论在乐器制作、演奏艺术或乐曲创作上,都已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和民族风格,成为人们喜爱的乐器。
四根琴弦弹出人生酸甜苦辣——记长治市非遗传承人张俊华
人物档案:张俊华,55岁,是山西省长治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襄垣鼓书的传承人,中共党员,长治市曲艺协会副主席,长治市职工曲艺艺术协会副主席,襄垣县曲艺协会主席。在上海世博会和山西文博会上代表襄垣表演的《仙堂山法显故里》鼓书,受到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在日前天津举办的全国非遗曲艺周活动中,张俊华演出的《反菜园》和现场发挥的《说说十九大》剧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叫好声和掌声。他的精彩说唱和乐队师傅们的默契配合是参加非遗曲艺周127个节目中唯一一个返场的节目。
张俊华在表演中。陈孝忠摄
四根琴弦弹出人生酸甜苦辣
———记市级非遗传承人襄垣鼓书表演者张俊华
五年来办了好多好大事
喜讯一宗接一宗
国产蛟龙下了海
世界一片喝彩声
天宫二号上了天
玉皇大帝受了惊
高铁开通了复兴号
坐上它直说快如风
现如今出门买东西,
根本不用带现金
我手机一扫全搞定
保险不会差分文
要月亮,要星星
快递一会儿送家中
……
伴随着清脆的月琴声,长治市襄垣县的襄垣鼓书市级非遗传承人张俊华即兴开口唱了起来。这是今年6月23日,在武乡太行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前,55岁的张俊华为山西天下襄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宣讲十九大精神的一个场面。清脆动听的月琴弦声,即兴自编的唱词,夸张风趣的动作演示,浓郁的地方口音,听得大家笑声不断,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围观的其他游客也情不自禁地鼓掌欢迎。这就是张俊华说唱襄垣鼓书的魅力,凡是他所到之处,总是笑语欢声一片。
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看似轻松地表演唱背后,是张俊华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和拼搏。
酸:我是你的眼,跟着你混饭
张俊华出生在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下良镇梨树烟村,小时家里只有两孔小土窑洞,穷得丁当响。他16岁就走入社会谋生,刚开始是给县里盲人宣传队里的盲艺人领路,混碗饭吃。盲艺人们下乡,他在前面领着带路,也就是说,他就是盲艺人的眼。那时候鼓书艺人挣钱也不多,他跟着就是将将顾住嘴。小小年龄就跟着盲艺人们颠沛流离的生活,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每逢盲艺人们表演节目,敲鼓弹琴,说唱节目,他因为爱听襄垣鼓书,就对说鼓书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跟着学。几个月后,他离开盲艺人宣传队,拜老艺人李根法为师,由于他嗓音好,发声吐字清晰,学唱勤奋努力,深受李根发老师赏识,真心实意地将鼓书技艺教给他。由于勤奋,脑子灵,很快他就掌握了说鼓书的技艺,大段大段的长篇鼓书本子全部背诵如流。比如能连说十天的《呼家将》、《刘公案》、《包公案》等。
跟着李根发老师学习了三年多后,他就开始自己外出说书,谁家有婚丧嫁娶等大事了、哪个村镇有什么节庆活动了,都少不了张俊华的身影。他越说名气越大,在本县说、跑外县说,襄垣周边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张俊华在庙会上表演。陈孝忠摄
甜:琴弦牵红线,月琴做月老
襄垣鼓书是曲艺的一种,发源于襄垣县农村,主要流行于襄垣、沁源、武乡、屯留等地,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融会了当地的“柳调”和“鼓儿词”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始称为襄垣鼓书。
张俊华演唱的鼓书形式为单人表演,操四弦月琴,边弹边唱边演。小小四根弦,通过右手的弹、拨、扫、撮等指法,配合左手的推、拉、揉、移等指法,使琴发出清脆柔和的音色,音响宽亮,间断配合着艺人的说唱,别有一番风味。
这小小琴弦还给年轻的张俊华牵起了红线,弹奏了一曲浪漫的爱情之曲。刚20岁的张俊华因为说鼓书小有名气,开始在襄垣县下良文化站、虒亭文化站带班搞培训,当然都是临时工。在沁县南里文化站、故县文化站搞培训时,有一位女学员,学的很用功,对张俊华的才华很倾心。年轻时的张俊华也是一表人才,别看没文化,但艺术才华很突出。学的努力,教的用心。这一来二去,两人就对上了眼。不到半年,这门亲事就成了。可谓琴弦牵红线,月琴做月老。襄垣鼓书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张俊华在今年六月全国非遗曲艺周展现现场。陈孝忠摄
苦:说书不赚钱,担矿累翻天
别看张俊华说鼓书小有名气,可是却赚不到什么钱。说鼓书在当时地位低下,被人看不起,收入很少。经常是厚着脸皮跑到一个村求着人家说:“给你们演一场,说几段鼓书吧?”结果被对方冷漠地拒绝,经常是跑一整天连个饭也吃不上,日子过得很苦。
结婚成家后,开始是在老家下良镇梨树烟村住。家里穷,又是山区,吃水都非常困难。又赶上岳父母身体有病需要照顾,于是,小两口就常住在沁县故县镇方便照顾老人,这一住就是十来年。
在沁县,襄垣鼓书的演出机会少。这十来年,张俊华渐渐远离了说鼓书。可是生活还得继续,加上三个孩子相继出世,生活负担很重。于是张俊华就开始去矿上担矿石,担一担矿石两毛五分钱,赚点钱养家。
一个从小就出来打拼的文艺青年,既没怎么种过地,又没怎么吃过体力劳动的苦,一下子做起担矿石的体力活,可想而知是多么苦。这样干了一阵子,张俊华身体吃不消了。他又萌发了去说鼓书的想法,还偷跑着回襄垣偶尔去说两段,反响还不错,一场能挣个两三块钱。于是他开始跟妻子商量着说是回去说鼓书,可是原先那个喜欢说鼓书的女青年变成了拖家带口的农家婆娘,死活不同意,甚至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张俊华的倔劲也上来了,爱离不离,反正我要说鼓书,于是狠下心来跑回去说鼓书了。
张俊华在演出现场。陈孝忠摄
辣:荣誉变责任,心忧传承难
坚持付出总有回报。在张俊华的努力下,他又找到了说鼓书的快乐。扎实的功底,声情并茂的表演,使她的表演越来越受欢迎,名气也越来越响,收入也逐渐增多,家庭也趋于稳定。
他爱动脑,爱学习,关心时事。不但传统老段子说得好,还创作了不少贴近现代生活,紧跟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新鼓书剧目,比如《小桂花住娘家》、《反菜园》、《劝人段》、《十不足》、《劝赌》、《好人好事——王刘云》、《荷花找婆家》等等,深受听众欢迎。每到一处表演,往往是人头攒动,掌声不断。他的表演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省市曲艺大赛上经常获奖。去年,他被评选为襄垣鼓书市级非遗传承人。
张俊华和姜昆合影。
荣誉多了,责任也大了。他从开始实现养家糊口的生活小目标,慢慢也觉悟到,作为非遗传承人,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过去他常讲:“唱着词,谈着弦,不靠政府一分钱。”很有一种在社会中拼搏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可是现在,他却有了忧虑感。因为现在虽说听鼓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说唱鼓书的艺人却越来越少。满打满算,整个襄垣县城,能说唱鼓书的艺人也就那么十几个,还都是上了年龄的老年人,而年轻人少有愿意学的。
他说:“我师傅那里有传统鼓书本子长短一百多个,我只学到了四十多本。现在是我愿意教,可愿意学的年轻人很少。一是太辛苦。弹琴敲鼓拉胡胡,脑子记唱词,嘴上功夫还得好,不容易;二是不挣钱。辛苦跑一天场子下来,混饭容易养家难。像我,到现在还住的是老家的破窑洞。”话语间,张俊华脸上流露出浓浓的担忧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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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琴弦弹出人生酸甜苦辣——记长治市襄垣鼓书非遗传承人张俊华
□ 胡海涛
张俊华的鼓书表演
人物档案:张俊华,5 7 岁,是山西省长治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襄垣鼓书的传承人,中共党员,
长治市曲艺协会副主席,长治市职工曲艺艺术协会副主席,襄垣县曲艺协会主席。在上海世博会
和山西文博会上代表襄垣表演的《仙堂山法显故里》鼓书,受到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在2 0 1 8 年5 月份天津举办的全国非遗曲艺周活动中,张俊华演出的《反菜园》和现场发挥
的《说说十九大》剧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叫好声和掌声。他的精彩说唱和乐队师傅们的默
契配合是参加非遗曲艺周1 2 7 个节目中唯一一个返场的节目。
五年来办了好多好大事,喜讯一宗接一宗
国产蛟龙下了海,世界一片喝彩声
天宫二号上了天,玉皇大帝受了惊
高铁开通了复兴号,坐上它直说快如风
现如今出门买东西,根本不用带现金
我手机一扫全搞定,保险不会差分文
要月亮,要星星,快递一会儿送家中
伴随着清脆的月琴声,长治市襄垣县的襄垣鼓书市级非遗传承人张俊华即兴开口唱了起来。这是 2018 年 6 月23 日,在武乡太行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前,55 岁的张俊华为山西天下襄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宣讲十九大精神的一个场面。清脆动听的月琴弦声,即兴自编的唱词,夸张风趣的动作演示,浓郁的地方口音,听得大家笑声不断,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围观的其他游客也情不自禁地鼓掌欢迎。这就是张俊华说唱襄垣鼓书的魅力,凡是他所到之处,总是笑语欢声一片。
鼓书表演 赏心悦目
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看似轻松地表演唱背后,是张俊华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和拼搏。
酸:我是你的眼,跟着你混饭
张俊华出生在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下良镇梨树烟村,小时家里只有两孔小土窑洞,穷得叮当响。他 16 岁就走入社会谋生,刚开始是给县里盲人宣传队里的盲艺人领路,混碗饭吃。盲艺人们下乡,他在前面领着带路,也就是说,他就是盲艺人的眼。那时候鼓书艺人挣钱也不多,他跟着就是将将顾住嘴。小小年龄就跟着盲艺人们颠沛流离的生活,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盲艺人们表演节目,敲鼓弹琴,说唱节目。他因为爱听襄垣鼓书,就对说鼓书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跟着学。几个月后,他离开盲艺人宣传队,拜老艺人李根发为师,由于他嗓音好,发声吐字清晰,学唱勤奋努力,深受李根发老师赏识,真心实意地将鼓书技艺教给他。由于勤奋,脑子灵,很快他就掌握了说鼓书的技艺,大段大段的长篇鼓书本子全部背诵如流。比如能连说十天的《呼家将》《刘公案》《包公案》等。
跟着李根发老师学习了三年多后,他就开始自己外出说书,谁家有婚丧嫁娶等大事了、哪个村镇有什么节庆活动了,都少不了张俊华的身影。他越说名气越大,在本县说、跑外县说,襄垣周边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甜:琴弦牵红线,月琴做月老
襄垣鼓书是曲艺的一种,发源于襄垣县农村,主要流行于襄垣、沁源、武乡、屯留等地,是在 20 世纪30 年代后期融会了当地的“柳调”和“鼓儿词”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始称为襄垣鼓书。
张俊华演唱的鼓书形式为单人表演,操四弦月琴,边弹边唱边演。小小四根弦,通过右手的弹、拨、扫、撮等指法,配合左手的推、拉、揉、移等指法,使琴发出清脆柔和的音色,音响宽亮,间断配合着艺人的说唱,别有一番风味。
这小小琴弦还给年轻的张俊华牵起了红线,弹奏了一曲浪漫的爱情之曲。刚20岁的张俊华因为说鼓书小有名气,开始在襄垣县下良文化站、虒亭文化站带班搞培训,当然都是临时工。在沁县南里文化站、故县文化站搞培训时,有一位女学员,学的很用功,对张俊华的才华很倾心。年轻时的张俊华也是一表人才,别看没文化,但艺术才华很突出。学的努力,教的用心。这一来二去,两人就对上了眼。不到半年,这门亲事就成了。可谓琴弦牵红线,月琴做月老。襄垣鼓书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苦:说书不赚钱,担矿累翻天
别看张俊华说鼓书小有名气,可是却赚不到什么钱。说鼓书在当时社会认可低,收入很少。经常是厚着脸皮跑到一个村求着人家说:“给你们演一场,说几段鼓书吧?” 结果被对方冷漠地拒绝,经常是跑一整天连个饭也吃不上,日子过得很苦。
结婚成家后,开始是在老家下良镇梨树烟村住。家里穷,又是山区,吃水都非常困难。又赶上岳父母身体有病需要照顾,于是,小两口就常住在沁县故县镇方便照顾老人,这一住就是十来年。
在沁县,襄垣鼓书的演出机会少。这十来年,张俊华渐渐远离了说鼓书。可是生活还得继续,加上三个孩子相继出世,生活负担很重。于是张俊华就开始去矿上担矿石,担一担矿石两毛五分钱,赚点钱养家。
一个从小就出来打拼的文艺青年,既没怎么种过地,又没怎么吃过体力劳动的苦,一下子做起担矿石的体力活,可想而知是多么苦。这样干了一阵子,张俊华身体吃不消了。他又萌发了去说鼓书的想法,还偷跑着回襄垣偶尔去说两段,反响还不错,一场能挣个两三块钱。于是他开始跟妻子商量着说是回去说鼓书,可是原先那个喜欢说鼓书的女青年变成了拖家带口的农家婆娘,死活不同意,甚至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张俊华的倔劲也上来了,爱离不离,反正我要说鼓书,于是狠下心来跑回去说鼓书了。
辣:荣誉变责任,心忧传承难
坚持付出总有回报。在张俊华的努力下,他又找到了说鼓书的快乐。扎实的功底,声情并茂的表演,使他的表演越来越受欢迎,名气也越来越响,收入也逐渐增多,家庭也趋于稳定。
张俊华在排练新的鼓书剧目
他爱动脑,爱学习,关心时事。不但传统老段子说得好,还创作了不少贴近现代生活,紧跟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新鼓书剧目,比如《小桂花住娘家》《反菜园》《劝人段》《十不足》《劝赌》《好人好事——王刘云》《荷花找婆家》等等,深受听众欢迎。每到一处表演,往往是人头攒动,掌声不断。他的表演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省市曲艺大赛上经常获奖。去年,他被评选为襄垣鼓书市级非遗传承人。
荣誉多了,责任也大了。他从开始实现养家糊口的生活小目标,慢慢也觉悟到,作为非遗传承人,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过去他常讲:“唱着词,谈着弦,不靠政府一分钱。”很有一种在社会中拼搏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可是现在,他却有了忧虑感。因为现在虽说听鼓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说唱鼓书的艺人却越来越少。满打满算,整个襄垣县城,能说唱鼓书的艺人也就那么十几个,还都是上了年龄的老年人,而年轻人少有愿意学的。
他说:“我师傅那里有传统鼓书本子长短一百多个,我只学到了四十多本。现在是我愿意教,可愿意学的年轻人很少。一是太辛苦。弹琴敲鼓拉胡胡,脑子记唱词,嘴上功夫还得好,不容易;二是不挣钱。辛苦跑一天场子下来,混饭容易养家难。像我,到现在还住的是老家的破窑洞。”话语间,张俊华脸上流露出浓浓的担忧神情。
责任编辑 于义祥
名将崛起之路(四)——风起于青萍之末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1907年,湖南西部会同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粟裕出生了,他的家庭条件不错,吃穿起码不愁,家里也有能力让他念书,粟裕在6岁时就上了私塾,后来还去了县城上小学,父亲对他的期盼就是成为能算账的地主,可学习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粟裕并不认同。
为了寻求自己的理想,粟裕在1926年加入了共青团,19岁的年纪他就有着报国的梦想,不忍看百姓受磨难,想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心情日益强烈,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他前往武昌,加入了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开始了传奇生涯。
20世纪20年代的常德,是整个旧中国的一个缩影。这里水路交通发达,又是湘西的经济、文化中心,日、英、美等国为了向周围各省倾销洋货、掠夺资源,便以此地为据点,开办大量洋行,和本地商家进行着“不公平”的竞争。
连年征战,各大军阀也把常德视为必争之地,你来他往,不可开交。赢了就当土皇帝,割据一方搜刮民脂民膏。败了就溃散山野,与当地土匪狼狈勾结,祸害百姓。混乱世道,苦难的只有人民。
但幸运的是,维新变法的谭嗣同,辛亥革命的黄兴、宋教仁,护国运动的蔡锷、程潜,一批又一批的湖南人冲在近代历史变革最前沿,为潇湘大地带来了“突破与开拓”的星星之火。
湖南省第二师范,是由维新派代表人物熊希龄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这里学术氛围自由,学生思想活跃,敢为人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第二师范便成为了青年爱国志士们汇集的前哨站。
1924年3月,粟裕因错过考期,通过在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当教员的远亲堂叔,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常德)附小,插班在高小三年级读书。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对粟裕来说,又是一个有着充分自由的新天地,从此完全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种种少年烦恼,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当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想到离家求学的不容易,想到自己的抱负,粟裕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发奋读书。
高小毕业后,但是粟裕还进不了二师,因为二师下半年不招生。粟裕考进了常德一个名叫平民中学的学校。
平民中学校长是教会学校毕业生,特别重视英文教学,每周四十几堂课,英语课和用英语教的其他课程竟有三十一堂之多。粟裕是一点英文也没有学过,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但粟裕那时的学习劲头和情况是“如饥似渴”、“如痴如呆”。
青年粟裕
学生上课的教室,就是课外的自习室,上课听讲的座位,就是课外自习的座位,粟裕除了上饭堂吃饭、上厕所外,几乎整天不离开座位。粟裕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只是同座位前后左右的四个同学打打招呼,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阅读、书写和做作业上。这样念了两个月,竟害了一场大病,咳嗽吐血,头发也掉了,大家都管他叫“癞痴头”,这究竟得的是什么病,自己也不知道。解放以后检查身体,医生说粟裕的肺上有钙化点,才知道那场重病是肺结核。当时既没有打针吃药,更没有条件住医院,就是凭着年轻力壮,在床上躺躺,也就扛过来了。
从此以后,粟裕吸取教训,不敢死读书了,身体一恢复就注意锻炼,先是短距离跑,后又长距离跑,每天早晨风雨无阻,总要跑五千米左右,还经常打篮球、做体操,身体就渐渐健康起来了。
粟裕的性格也变了,逐渐变得沉静起来,爱思考问题。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青年的责任······粟裕都在思索,只是找不到答案。有时粟裕独自一人抱着一把月琴,拨弄着琴弦,陷入沉思,感到苦闷和彷徨。
贰| “二师事件”:粟裕与滕代远的渊源
1925年春天,粟裕终于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成了二师的正式生。学校的班次是按入学先后排的,当时全校有好几百人,1925年招的学生全编在二十七班。
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滕代远是粟裕学长,1923年入学二师,编在二十四班,1924年已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滕代远
当时国民党已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了。
二师那时已经有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学生思想活跃,学校政治空气很浓。二师的学生大体有两类,分属两个阵营。一是富家子弟,他们家里有的是钱,平时随便挥霍,大都参加“体育会”组织,是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一是贫困家庭子女,他们求知欲旺盛,对社会现状不满,投考师范图的是学校供应伙食,上学期间吃饭不花钱。他们对富家子弟的所作所为很反感,参加的组织叫“学生会”,以后又成立了“救国义勇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粟裕参加了“学生会”组织。
当时学校的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同学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以“学生会”为一方,以“体育会”为另一方,两派斗争相当激烈,几乎是事事针锋相对,处处互不相让,但一般同学当时并不知道那些斗争都是党团组织领导进行的。学校进步组织活动的或起或落,两派斗争的或胜或负,除了同他们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有密切关系外,更决定于当时国内时局的变化。在党团组织领导下,他们秘密传阅进步书籍和刊物;自己凑钱购买枪支弹药,准备迎接北伐军;特别是1926年春反对开除滕代远的斗争,影响比较大,后来被称为“二师事件”。
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湘西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每年要从周围29个县里招收60名学生。按惯例,每县录取两名,共五十八名,余下的两个名额,留给29个县中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说,各县除了可以录取两名合格的学生进二女师学习外,还有机会把剩下的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名额拿到手。二女师的校长家乡观念很浓,1925年二女师招生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录取名额都给了他家乡的县,选送的学生当然不可能是最优秀的。这样引起了学生的公愤,爆发了学潮。二女师全体同学为此而罢课了。
二师进步同学得到这个消息,派滕代远作为“学生会”代表,悄悄前往二女师表示支持。二女师校长是国家主义派,对滕代远的到来,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马上给二师校长写了一封信。二师当时的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同二女师校长一样狡猾。他对来信未置一词,未批一字,让下属贴在学校的“公布处”。
信上说:贵校滕代远君,代表贵校“学生会”,于某月某日光临敞校,鼓动学潮·····
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立即兴风作浪,又是召开所谓“全校学生大会”,又是“一致同意”作出“决定”,开除滕代远学籍,罪名是“藐视校规,败坏校誉”。校方马上认可。这时滕代远还没有回校。
“学生会”方面的同学坚决反对,宣布“体育会”召开的大会不能作为全校学生大会,“决定”当然也就无效。粟裕他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要滕代远赶快返校;二是请桃源第二女子师范派代表来我校声明,滕代远是以个人身份到二女师去看朋友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代表常德二师去鼓动学潮”,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三是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让二女师代表参加,说明真相,并宣布以前的“决定”无效,恢复滕代远学籍。
“学生会”按照已经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国家主义派的校长、教员一看形势不妙,都悄悄把办公室一锁提前下班回家了。
全校学生大会会场设在理化教室。理化教室对面有一座二层楼房子,楼上是“学生会”的办公室,楼下是“体育会”办公室。“学生会”、“体育会”都不过是对外活动用的名称而已,“学生会”办公室实际上是党团办公室,“体育会”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派办公室,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全校学生大会,双方学生几乎都到会了,都作好了充分准备。这既是一次辩论大会,双方都力图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法律和学校现行规章制度的根据,准备在辩论中驳倒对方;又充满着全体会战的火药味,双方都暗中准备了木枪、木棒、红缪枪等体育器械,集中了石头砖块作“弹药”,准备大干一场。会场气氛相当紧张。辩论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体育会”坚持要开除滕代远学籍,“学生会”坚持要恢复滕代远学籍。辩论很快升级,到了白热化程度,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手,最后棍棒交加,石头对掷,双方从理化教室的会场打到了对面的二层楼房。
国家主义派一个姓郑的学生,在混乱中迅速从一楼跑到二楼,想冲到“学生会”办公室去。显然,他是有政治目的的。“学生会”一个叫陈德型的同学守在二楼楼梯口,他见那个姓郑的学生来势很猛,马上端起红缨枪拦阻,却一枪刺进了那个学生的胸膛,顿时鲜血流淌。国家主义派学生借机大喊大叫:“学生会,杀人了!共产党杀人了!”
这场斗争,本来对“学生会”是非常有利的,同情滕代远和反对开除滕代远学籍的,不仅是左派还有大批中间派学生,人数上他们占了压倒的优势。可是就因为动了武,尤其是他们又伤了“体育会”的人,再加上“体育会”抬出共产党来一吓唬,中间派都给吓跑了,他们很快由优势变为劣势。结果,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被对方抓住了,还给搞去一份有四十一个党团员名单的登记簿。包括滕代远在内的这四十一名学生,很快全被学校当局开除了。
粟裕那时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但还没有人团,名单上也就没有他的名字,幸而留下来了。滕代远离开二师以后,经常德党组织介绍,到长沙与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先后在平江县和长沙近郊区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和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农民协会委员长。
经过这次事件,粟裕懂得了革命运动要取得一般群众的支持,否则自己会陷于孤立。在这次斗争中,粟裕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意志,有了进一步提高。
曾在第二师范任教的仓愧吾先生就曾经回忆到: “在那一批学生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粟裕,他的思想很进步很活跃,对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非常感兴趣,时常惋惜自己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为国家出力。”
叁| 投笔从戎
1926年夏,粟裕从常德回到会同过暑假,家中又不许他再出去读书,把他禁闭了起来,一直到八月初粟裕第二次出逃,回到学校。
这年11月,经邱育之、肖钟岳两位同学介绍,粟裕正式加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庄严地举行了入团宣暂仪式,一个月后,粟裕担任团小组长。
粟裕入团以前,在废寝忘食地阅读革命书刊中,建立起了共产主义信仰。学校党组织以公开组织“读书会”为掩护秘密传送革命书刊。粟裕常从进步同学手中,借阅这些书刊。当时他们传阅的书刊有《共产主义 ABC》,列宁曾给这本书评价为“极有价值的书”。此书前言中说明是联共党校必读的教科书,凡是得到这本书的同志必须读完它,以确立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概念。
粟裕十分认真地精读这本书的。此外,还读了其他共产主义理论书籍,传阅的期刊有《向导》、《新青年》等杂志,大都是广州出版的。这些书刊,使粟裕明白了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懂得了当前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当他一旦明白必须推翻旧世界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的道理,就觉得少年时代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侠思想是多么幼稚可笑,后来的彷徨苦闷,思路又是多么狭窄。
粟裕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当时,常德县农会、工会已经组织起来,农会已有近万会员,发展迅猛异常,显示了工农群众的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北伐军一到湖南,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国家主义派逃的逃,藏的藏,学校改组,赶走了那个国家主义派的校长,由入党才一个星期的胡佐武担任校长,学校又新换了许多进步教员“学生会”重新由劣势转为优势。
这时,桃源二女师与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合并,并且把常德省立第二中学并入,作为新二师的中学部,全校学生一千七百多人。学校党团组织也发展了,力量加强了,工作更活跃了。党组织公开挂出了牌子,叫“中国共产党湖南常德地区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滕代胜,是滕代远的族兄。团组织负责人的真实姓名叫尹道涛,却起了个外国名字叫“细格斯”,平时他就用这个洋名字,粟裕他们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在滕代胜和细格斯的领导下常德地区和常德二师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
常德原来的驻军是贵州袁祖铭的一个旅,老百姓叫他们“三枪将”,即:驳壳枪、红缨枪、鸦片枪。国民党不信任这支杂牌部队,派了一支中央军来缴他们的械,乒乒乓乓响了一天一夜枪,就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支杂牌军还有许多武器便散失到了民间。
湘人尚武,过去有句俗话,叫“无湘不成军”,许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湘西人,似乎特别好斗。粟裕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扎绑腿在绑腿上插把七首,还敢同正规军队的士兵斗一斗。这时,为迎接北伐军,党团员们都趁机积极凑钱买枪,粟裕和另外两个同学合着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二百发子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长沙的许克祥接着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革命出现了低潮。常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马日事变”一发生,湖南省防军驻常德独立旅的旅长熊震就派人来学校请胡校长去一趟。党组织和同志们都提醒校长局势紧张,此去凶多吉少,竭力劝阻他不要去,立即离开湖南。胡校长斗争性很强,但对时局认识不足,还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省立师范校长,“夫子何惧之有”!
结果,他被国民党中央军杀害了。消息传来,全校大为震惊,学生们愤怒极了,但是又没有好的办法。
那时外面传说二师拥有七八百条枪,反动军警信以为真,就派了两个营的部队把学校团团围住。大概是怕七八百条枪吧,他们都不敢闯进校门。实际上这个数字是远远夸大了的,全校顶多有几十条枪,反动当局还下达了对学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通缉令。面对这种局面,硬拼显然是要吃大亏的,党组织立即通知和组织大家,迅速分批撤离学校。
粟裕和一些同学是最后撤离的。因为常德在洞庭湖边,经常发洪水,所以城里的下水道特别粗大。他们便揭开校内下水道的铁盖子,猫着腰,踩着发臭的污水,悄悄从下水道里摸黑跑到常德城外,在洞庭湖畔跳上了一条小船。
小船行至长沙与岳阳之间,粟裕与滕久忠他们下了船,在黑夜里爬上往北去的火车,当时他们身无分文,又怕被发觉,只好挤在人群中混进火车车厢,藏在其他乘客的座椅之下。火车在洞庭湖畔平原上奔驰,第二天清晨过了岳阳,一过岳阳进入湖北省界,他们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粟裕他们的目的地是武昌,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党已在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设立了一个教导大队,专门收容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叶挺的名字大家是熟悉的,而且对他很崇拜。他当时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叶挺
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血腥屠杀,共产党员胡佐武校长的鲜血和“二师”被围,深刻地教育了粟裕,使他意识到,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就是一句空话。粟裕毫不犹豫地在五月末赶到平阳门外招生处办好了入学手续,顺利地进入教导大队。从此,粟裕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
正是从那时起,年轻的粟裕开始明白:只有新的思想,新的主义,才能彻底改变这个晦暗的旧世界。
党对这个教导大队是非常重视的,对学员寄予很大希望通过严格的军政训练,党要把我们这些青年培养成为基层军事干部,毕业后去基层掌握武装力量。
1927年6月,粟裕在教导大队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从进入教导大队那一天起,少年时期立下的铲除军阀的志向,变成现实的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行动了。
那一年,粟裕二十岁。
正如仓愧吾先生所说的那样,粟裕从不是只读读圣贤书,骂骂当朝者,去空谈救国,他一直在寻找亲身投效革命的契机。只是粟裕不会想到,当这个契机真正到来的时候,又会有多少超出预期的流血和苦痛。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1907年,湖南西部会同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粟裕出生了,他的家庭条件不错,吃穿起码不愁,家里也有能力让他念书,粟裕在6岁时就上了私塾,后来还去了县城上小学,父亲对他的期盼就是成为能算账的地主,可学习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粟裕并不认同。
为了寻求自己的理想,粟裕在1926年加入了共青团,19岁的年纪他就有着报国的梦想,不忍看百姓受磨难,想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心情日益强烈,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他前往武昌,加入了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开始了传奇生涯。
20世纪20年代的常德,是整个旧中国的一个缩影。这里水路交通发达,又是湘西的经济、文化中心,日、英、美等国为了向周围各省倾销洋货、掠夺资源,便以此地为据点,开办大量洋行,和本地商家进行着“不公平”的竞争。
连年征战,各大军阀也把常德视为必争之地,你来他往,不可开交。赢了就当土皇帝,割据一方搜刮民脂民膏。败了就溃散山野,与当地土匪狼狈勾结,祸害百姓。混乱世道,苦难的只有人民。
但幸运的是,维新变法的谭嗣同,辛亥革命的黄兴、宋教仁,护国运动的蔡锷、程潜,一批又一批的湖南人冲在近代历史变革最前沿,为潇湘大地带来了“突破与开拓”的星星之火。
湖南省第二师范,是由维新派代表人物熊希龄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这里学术氛围自由,学生思想活跃,敢为人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第二师范便成为了青年爱国志士们汇集的前哨站。
1924年3月,粟裕因错过考期,通过在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当教员的远亲堂叔,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常德)附小,插班在高小三年级读书。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对粟裕来说,又是一个有着充分自由的新天地,从此完全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种种少年烦恼,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当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想到离家求学的不容易,想到自己的抱负,粟裕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发奋读书。
高小毕业后,但是粟裕还进不了二师,因为二师下半年不招生。粟裕考进了常德一个名叫平民中学的学校。
平民中学校长是教会学校毕业生,特别重视英文教学,每周四十几堂课,英语课和用英语教的其他课程竟有三十一堂之多。粟裕是一点英文也没有学过,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但粟裕那时的学习劲头和情况是“如饥似渴”、“如痴如呆”。
青年粟裕
学生上课的教室,就是课外的自习室,上课听讲的座位,就是课外自习的座位,粟裕除了上饭堂吃饭、上厕所外,几乎整天不离开座位。粟裕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只是同座位前后左右的四个同学打打招呼,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阅读、书写和做作业上。这样念了两个月,竟害了一场大病,咳嗽吐血,头发也掉了,大家都管他叫“癞痴头”,这究竟得的是什么病,自己也不知道。解放以后检查身体,医生说粟裕的肺上有钙化点,才知道那场重病是肺结核。当时既没有打针吃药,更没有条件住医院,就是凭着年轻力壮,在床上躺躺,也就扛过来了。
从此以后,粟裕吸取教训,不敢死读书了,身体一恢复就注意锻炼,先是短距离跑,后又长距离跑,每天早晨风雨无阻,总要跑五千米左右,还经常打篮球、做体操,身体就渐渐健康起来了。
粟裕的性格也变了,逐渐变得沉静起来,爱思考问题。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青年的责任······粟裕都在思索,只是找不到答案。有时粟裕独自一人抱着一把月琴,拨弄着琴弦,陷入沉思,感到苦闷和彷徨。
贰| “二师事件”:粟裕与滕代远的渊源
1925年春天,粟裕终于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成了二师的正式生。学校的班次是按入学先后排的,当时全校有好几百人,1925年招的学生全编在二十七班。
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滕代远是粟裕学长,1923年入学二师,编在二十四班,1924年已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滕代远
当时国民党已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了。
二师那时已经有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学生思想活跃,学校政治空气很浓。二师的学生大体有两类,分属两个阵营。一是富家子弟,他们家里有的是钱,平时随便挥霍,大都参加“体育会”组织,是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一是贫困家庭子女,他们求知欲旺盛,对社会现状不满,投考师范图的是学校供应伙食,上学期间吃饭不花钱。他们对富家子弟的所作所为很反感,参加的组织叫“学生会”,以后又成立了“救国义勇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粟裕参加了“学生会”组织。
当时学校的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同学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以“学生会”为一方,以“体育会”为另一方,两派斗争相当激烈,几乎是事事针锋相对,处处互不相让,但一般同学当时并不知道那些斗争都是党团组织领导进行的。学校进步组织活动的或起或落,两派斗争的或胜或负,除了同他们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有密切关系外,更决定于当时国内时局的变化。在党团组织领导下,他们秘密传阅进步书籍和刊物;自己凑钱购买枪支弹药,准备迎接北伐军;特别是1926年春反对开除滕代远的斗争,影响比较大,后来被称为“二师事件”。
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湘西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每年要从周围29个县里招收60名学生。按惯例,每县录取两名,共五十八名,余下的两个名额,留给29个县中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说,各县除了可以录取两名合格的学生进二女师学习外,还有机会把剩下的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名额拿到手。二女师的校长家乡观念很浓,1925年二女师招生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录取名额都给了他家乡的县,选送的学生当然不可能是最优秀的。这样引起了学生的公愤,爆发了学潮。二女师全体同学为此而罢课了。
二师进步同学得到这个消息,派滕代远作为“学生会”代表,悄悄前往二女师表示支持。二女师校长是国家主义派,对滕代远的到来,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马上给二师校长写了一封信。二师当时的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同二女师校长一样狡猾。他对来信未置一词,未批一字,让下属贴在学校的“公布处”。
信上说:贵校滕代远君,代表贵校“学生会”,于某月某日光临敞校,鼓动学潮·····
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立即兴风作浪,又是召开所谓“全校学生大会”,又是“一致同意”作出“决定”,开除滕代远学籍,罪名是“藐视校规,败坏校誉”。校方马上认可。这时滕代远还没有回校。
“学生会”方面的同学坚决反对,宣布“体育会”召开的大会不能作为全校学生大会,“决定”当然也就无效。粟裕他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要滕代远赶快返校;二是请桃源第二女子师范派代表来我校声明,滕代远是以个人身份到二女师去看朋友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代表常德二师去鼓动学潮”,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三是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让二女师代表参加,说明真相,并宣布以前的“决定”无效,恢复滕代远学籍。
“学生会”按照已经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国家主义派的校长、教员一看形势不妙,都悄悄把办公室一锁提前下班回家了。
全校学生大会会场设在理化教室。理化教室对面有一座二层楼房子,楼上是“学生会”的办公室,楼下是“体育会”办公室。“学生会”、“体育会”都不过是对外活动用的名称而已,“学生会”办公室实际上是党团办公室,“体育会”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派办公室,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全校学生大会,双方学生几乎都到会了,都作好了充分准备。这既是一次辩论大会,双方都力图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法律和学校现行规章制度的根据,准备在辩论中驳倒对方;又充满着全体会战的火药味,双方都暗中准备了木枪、木棒、红缪枪等体育器械,集中了石头砖块作“弹药”,准备大干一场。会场气氛相当紧张。辩论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体育会”坚持要开除滕代远学籍,“学生会”坚持要恢复滕代远学籍。辩论很快升级,到了白热化程度,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手,最后棍棒交加,石头对掷,双方从理化教室的会场打到了对面的二层楼房。
国家主义派一个姓郑的学生,在混乱中迅速从一楼跑到二楼,想冲到“学生会”办公室去。显然,他是有政治目的的。“学生会”一个叫陈德型的同学守在二楼楼梯口,他见那个姓郑的学生来势很猛,马上端起红缨枪拦阻,却一枪刺进了那个学生的胸膛,顿时鲜血流淌。国家主义派学生借机大喊大叫:“学生会,杀人了!共产党杀人了!”
这场斗争,本来对“学生会”是非常有利的,同情滕代远和反对开除滕代远学籍的,不仅是左派还有大批中间派学生,人数上他们占了压倒的优势。可是就因为动了武,尤其是他们又伤了“体育会”的人,再加上“体育会”抬出共产党来一吓唬,中间派都给吓跑了,他们很快由优势变为劣势。结果,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被对方抓住了,还给搞去一份有四十一个党团员名单的登记簿。包括滕代远在内的这四十一名学生,很快全被学校当局开除了。
粟裕那时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但还没有人团,名单上也就没有他的名字,幸而留下来了。滕代远离开二师以后,经常德党组织介绍,到长沙与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先后在平江县和长沙近郊区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和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农民协会委员长。
经过这次事件,粟裕懂得了革命运动要取得一般群众的支持,否则自己会陷于孤立。在这次斗争中,粟裕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意志,有了进一步提高。
曾在第二师范任教的仓愧吾先生就曾经回忆到: “在那一批学生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粟裕,他的思想很进步很活跃,对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非常感兴趣,时常惋惜自己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为国家出力。”
叁| 投笔从戎
1926年夏,粟裕从常德回到会同过暑假,家中又不许他再出去读书,把他禁闭了起来,一直到八月初粟裕第二次出逃,回到学校。
这年11月,经邱育之、肖钟岳两位同学介绍,粟裕正式加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庄严地举行了入团宣暂仪式,一个月后,粟裕担任团小组长。
粟裕入团以前,在废寝忘食地阅读革命书刊中,建立起了共产主义信仰。学校党组织以公开组织“读书会”为掩护秘密传送革命书刊。粟裕常从进步同学手中,借阅这些书刊。当时他们传阅的书刊有《共产主义 ABC》,列宁曾给这本书评价为“极有价值的书”。此书前言中说明是联共党校必读的教科书,凡是得到这本书的同志必须读完它,以确立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概念。
粟裕十分认真地精读这本书的。此外,还读了其他共产主义理论书籍,传阅的期刊有《向导》、《新青年》等杂志,大都是广州出版的。这些书刊,使粟裕明白了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懂得了当前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当他一旦明白必须推翻旧世界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的道理,就觉得少年时代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侠思想是多么幼稚可笑,后来的彷徨苦闷,思路又是多么狭窄。
粟裕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当时,常德县农会、工会已经组织起来,农会已有近万会员,发展迅猛异常,显示了工农群众的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北伐军一到湖南,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国家主义派逃的逃,藏的藏,学校改组,赶走了那个国家主义派的校长,由入党才一个星期的胡佐武担任校长,学校又新换了许多进步教员“学生会”重新由劣势转为优势。
这时,桃源二女师与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合并,并且把常德省立第二中学并入,作为新二师的中学部,全校学生一千七百多人。学校党团组织也发展了,力量加强了,工作更活跃了。党组织公开挂出了牌子,叫“中国共产党湖南常德地区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滕代胜,是滕代远的族兄。团组织负责人的真实姓名叫尹道涛,却起了个外国名字叫“细格斯”,平时他就用这个洋名字,粟裕他们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在滕代胜和细格斯的领导下常德地区和常德二师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
常德原来的驻军是贵州袁祖铭的一个旅,老百姓叫他们“三枪将”,即:驳壳枪、红缨枪、鸦片枪。国民党不信任这支杂牌部队,派了一支中央军来缴他们的械,乒乒乓乓响了一天一夜枪,就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支杂牌军还有许多武器便散失到了民间。
湘人尚武,过去有句俗话,叫“无湘不成军”,许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湘西人,似乎特别好斗。粟裕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扎绑腿在绑腿上插把七首,还敢同正规军队的士兵斗一斗。这时,为迎接北伐军,党团员们都趁机积极凑钱买枪,粟裕和另外两个同学合着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二百发子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长沙的许克祥接着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革命出现了低潮。常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马日事变”一发生,湖南省防军驻常德独立旅的旅长熊震就派人来学校请胡校长去一趟。党组织和同志们都提醒校长局势紧张,此去凶多吉少,竭力劝阻他不要去,立即离开湖南。胡校长斗争性很强,但对时局认识不足,还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省立师范校长,“夫子何惧之有”!
结果,他被国民党中央军杀害了。消息传来,全校大为震惊,学生们愤怒极了,但是又没有好的办法。
那时外面传说二师拥有七八百条枪,反动军警信以为真,就派了两个营的部队把学校团团围住。大概是怕七八百条枪吧,他们都不敢闯进校门。实际上这个数字是远远夸大了的,全校顶多有几十条枪,反动当局还下达了对学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通缉令。面对这种局面,硬拼显然是要吃大亏的,党组织立即通知和组织大家,迅速分批撤离学校。
粟裕和一些同学是最后撤离的。因为常德在洞庭湖边,经常发洪水,所以城里的下水道特别粗大。他们便揭开校内下水道的铁盖子,猫着腰,踩着发臭的污水,悄悄从下水道里摸黑跑到常德城外,在洞庭湖畔跳上了一条小船。
小船行至长沙与岳阳之间,粟裕与滕久忠他们下了船,在黑夜里爬上往北去的火车,当时他们身无分文,又怕被发觉,只好挤在人群中混进火车车厢,藏在其他乘客的座椅之下。火车在洞庭湖畔平原上奔驰,第二天清晨过了岳阳,一过岳阳进入湖北省界,他们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粟裕他们的目的地是武昌,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党已在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设立了一个教导大队,专门收容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叶挺的名字大家是熟悉的,而且对他很崇拜。他当时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叶挺
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血腥屠杀,共产党员胡佐武校长的鲜血和“二师”被围,深刻地教育了粟裕,使他意识到,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就是一句空话。粟裕毫不犹豫地在五月末赶到平阳门外招生处办好了入学手续,顺利地进入教导大队。从此,粟裕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
正是从那时起,年轻的粟裕开始明白:只有新的思想,新的主义,才能彻底改变这个晦暗的旧世界。
党对这个教导大队是非常重视的,对学员寄予很大希望通过严格的军政训练,党要把我们这些青年培养成为基层军事干部,毕业后去基层掌握武装力量。
1927年6月,粟裕在教导大队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从进入教导大队那一天起,少年时期立下的铲除军阀的志向,变成现实的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行动了。
那一年,粟裕二十岁。
正如仓愧吾先生所说的那样,粟裕从不是只读读圣贤书,骂骂当朝者,去空谈救国,他一直在寻找亲身投效革命的契机。只是粟裕不会想到,当这个契机真正到来的时候,又会有多少超出预期的流血和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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