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是哪三传按照流传广度(春秋三传是哪三传作者)

来源：小高教学网作者：本站时间：2023-05-12 13:09:18 阅读次数：0

近期不少网友都在问：春秋三传是哪三传按照流传广度(春秋三传是哪三传作者)，小编也是查阅很多资料，整理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答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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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为何“春秋三传”对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2、历史小知识：春秋三传是哪三传？
3、春秋三传指的是哪三传？它们之间有何差别？
4、《左传》最经典的八句话，最好能背下来！
5、周末讲坛｜解读《春秋》三传

为何“春秋三传”对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何为“春秋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下文简称《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版本”的《春秋》？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又各自起到什么作用？而且相对于《春秋》的三个版本，可能更鲜为人知的是，这“三传”竟然对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春秋三传”以及背后的巨大力量。

上图_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等，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

西汉时期的书荒与“春秋三传”的形成

“春秋三传”的母本都是《春秋》。相传这《春秋》是孔子对鲁国历史的记载，文笔相对简练，仅对历史事件梗概做了记录而已，因此《春秋》读起来，不但晦涩难懂，而且更让人觉得味同嚼蜡。《左传》就是基于《春秋》而丰富了历史史实的记载，不但让故事读起来更加生动，文笔也较之更加精彩。《左传》很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乃是“春秋三传”成书最早的著作。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大量的先秦诸家典籍被销毁，《春秋》以及《左传》亦在被销毁之列。这让西汉时期，陷入了可读之书寥寥无几的尴尬境地，出现了书荒与学术之荒。但也正因如此，给了其他先秦诸家的衍学说，腾出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虽说经典书籍被毁，但以口口传授的方式，还是让诸家学说得到了传承。《春秋》就是依靠口授的方式而代代相传。只是，由于口授方式容易出现理解等方面的差异，甚至有人为主观刻意解读等行为，导致《春秋》衍生出不同的研究方向的著作，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这“春秋三传”的另外两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上图_ 《公羊传》又名《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

“公羊学说”的备受推崇

西汉的建立不同于秦帝国，更不同于之前的诸侯国，再加之高祖刘邦的“特殊”出身，因此有一个根本问题困扰着西汉前几代皇帝，那就是为什么是老刘家人当皇帝，或者说这皇位怎么就应该是老刘家的？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其实是刘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为国祚延续而做的一次根本性探索，这绝对是加强皇权的一次重大进步。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的前几位皇帝都竭尽全力地展现出自己睿智与勤奋的一面。

高祖时代，利用叔孙通的儒家礼仪，刘邦首先解决皇帝地位的问题，从此奠定了皇帝高高在上的人伦基础。也正是因为皇权的高高在上，在刘邦之后发生了吕后之乱的动荡局面，刘姓宗室差点被吕后屠戮殆尽，西汉王朝第一次大危机，竟然来自王朝内部。

上图_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

这次巨大的危机，是一次血淋淋的教训，接下来的继任者们不敢不引以为戒，因此文景时代，西汉王朝进入了无为而治的时代。都说我国封建王朝最美好的时代是北宋，但在笔者看来，文景时代才是这当之无愧的“最美好”。这一时期，由于皇帝的充分放权，不但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进步，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富足，而且文化与人文研究方面，也出现了较大进步。

文景两代帝王之所以推崇无为之治，是因为他们秉承着“只要能够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就会保证帝位稳定”之原则。但是，这并没有解决为什么皇帝“必须”得姓刘的问题，这就成了汉武帝亲政之后，急需解决的政治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就是这《公羊传》。

上图_ 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即汉武帝

至于《公羊传》的来历，不难查阅，本文就不用篇幅了。《公羊传》的写作方式需要提一下，它是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以《春秋》记载的历史故事为基础，加以主观的诠释而形成的传体经本。《公羊传》强调的是，《春秋》中记录的历史故事，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意在阐释各类大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我们且不论《公羊传》微言大义的合理与否，但是这种“主观诠释”的方式，似乎就给了解决“皇帝刘姓”问题的突破口。

果然，之后《公羊传》的门人，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利用《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很好地解决了“皇帝刘姓”的问题。其中心思想简述之，就是“天道使然”。尤其是在董仲舒完成了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问世之后，他极力鼓吹的“大一统”和“天人合一”等思想，被汉武帝所推崇，他本人更成为当时名声大噪的哲学大师。

上图_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

谷梁学说的“崛起”

公羊学说之所以会被汉武帝所推崇，是董仲舒等人将将儒家学说宗教化，以各类不切实际的“天意”来解释各类祥瑞、灾异为基础，最终解释了命运天定。进而说明，刘氏之所以会当皇帝，乃是因为刘邦是老天的儿子，是上天特地派遣到人间，代表老天治理天下。通过如此牵强地解释，刘邦乃至刘氏子孙就成了真命天子，成了最应该当皇帝的人。

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学说完全是在愚人，但在当时一度被奉为圭臬。

然而，这类愚人学说一方面容易出现溜须拍马之徒，而另一面则最容易出现钻牛角尖的“书呆子”。宣帝时期，书呆子之中的个别人，以“天人合一”祥瑞学说为基础，通过各类灾异现象分析，竟然上书汉宣帝退位让贤。汉宣帝那是以外儒内法治国的实干家，处理这类迂腐大逆不道之人毫不手软，结果就是某些人身首异处。同时宣帝敏锐地觉察到以公羊学说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危险性。

上图_ 《榖梁传》即《谷梁传》，也被称作《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是战国谷梁赤撰的儒家著作

由于公羊学说已经被奉为圭臬，而且成为汉王朝对外宣称的立国根本，因此汉宣帝不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罢黜这一学说，而是扶持另一学说与之融合，消除人们脑子里不利于皇权的极端思想。在这个背景下《谷梁传》被抬上了台面。

《谷梁传》其实与《公羊传》师承一脉，而且写法上也类似，都采用问答方式，就记载事件展开评论。但是《谷梁传》相比之下，所阐述的思想更加朴实接地气，并不像《公羊传》那般以“微言大义”为借口，天马行空地强加主观意愿之观点。

利用“谷梁学说”冲击一下“公羊学说”，将那些“书呆子们”和虚无缥缈式的学术推崇，适当的往现实世界拉一拉，对于汉宣帝来说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至于说汉宣帝是因为祖父，也就是汉武帝的废太子刘据推崇“谷梁学说”而受到启发，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借口。

上图_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原名刘病已，字次卿

为了给“谷梁学说”正身，也为了解决当时学术派别纷争的问题，汉宣帝特地组织召开了西汉时期最著名的文化研讨大会——石渠阁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直接历史文献已经不存在了，只能通过其他典籍的简短记载来加以研究。但可以得知的是，谷梁学说的学者们厚积薄发，辩论中多次压倒公羊学说学者。汉宣帝顺理成章地将“谷梁学说”加入到了五经博士行列之内。

当然，面对谷梁学说的崛起和对自己的冲击，公羊学说人士并没有过多展现“视死如归”式的愤慨，而是很识相地做了妥协。这样既不会得罪皇帝，还能保住自己的“正统”地位和政治利益。这可能就是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风骨。

上图_ 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左传》被认可的背后原因

相对于其他两传，我们今天更多学习与接触的是《左传》。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左传》以客观叙述史实为主，但还是具有较强的儒家思想特点。它强调宗法伦理，但并不掺杂主观评论。由于它“借题发挥”的名目较少，很难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在西汉初期，只有例如太史公这样的史学家才会青睐《左传》，而被当权者排斥在外。

但在西汉末期，《左传》的地位却出现了反转，成为了挑战“公羊学说”的主要武器，这又是为什么呢？

上图_ 西汉匈奴版图

原来，由于西汉学术长期被几个学说流派所占据，形成了一个个的以学术分类的板块团体，这些团体就是学阀。这些学阀大部分带走强烈的儒教特性，不容他人质疑，更不允许创新。而且为了保护政治利益，学阀之间的相互攻击诋毁，以及对其他学术的疯狂打压与排斥，这导致了，整个西汉学术水平照比先秦一落千丈。更重要的是，政治资源长期被学阀霸占，朝堂上下被搞得乌烟瘴气，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对西汉统治表现出失望与不满。

而对这种不满，表现出忧心忡忡并试图改变的代表人物，就是汉哀帝刘欣与宗室刘歆。而刘歆试图击败学阀的“武器”就是《左传》。在刘歆等人的倡导下，以及很多在野学者们对《左传》等“古文经说”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左传》的地位也随之升高。

上图_ 刘欣（前25年－前1年8月15日），即汉哀帝

汉哀帝纵情声色英年早逝，不值一提。而刘歆本想利用王莽对于“古文经说”的支持而改变西汉的学术风气。但事实却是，刘歆的学术改革行动，最终却成了王莽篡位的“垫脚石”，甚至他本人也不自主地成为了王莽篡位的帮凶。当王莽的新朝政权失败之时，刘歆无奈之下选择了自杀。

虽然这次对于儒教学阀的冲击以失败告终，但是毕竟是开了一个头。而汉代的学术之争，东汉时期继续上演。

参考资料：

【1】《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郭建龙/著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2】《春秋三传》《汉书》等历史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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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知识：春秋三传是哪三传？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包含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部作品。

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相传此书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了解释孔子的《春秋》所作的书籍，但实际上它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左传》主要记录的是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之间的事，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以及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简称《公羊传》。其

此书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止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春秋谷梁传

《春秋谷梁传》又称《谷梁春秋》，简称《谷梁传》，相传其

《春秋谷梁传》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原本此书只是口头相传，其真实成书时间是在西汉时期。

有句话叫做，读《春秋》必读三传，从汉朝到清朝，为其注解的人不计其数，比如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春秋三传指的是哪三传？它们之间有何差别？

《春秋》三传

我们说《春秋》微言大义，言简意深，一字之用，褒贬寓于其中，而大义亦蕴涵于其内，无有评论而

山东曲阜孔庙杏坛

“春秋传”就是为《春秋》作传，也就是对《春秋》进行注释。什么是“春秋三传”？所谓“春秋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穀梁音谷梁，后称谷梁）的合称。此三传，汉代又改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它们和《春秋》一样，都是编年体史书。

其实最初的时候，还不止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两家，但早在汉代即已失传。所以二千多年以来，后世之人只能凭借这三传来研读《春秋》，不过，有这三传也已经够庆幸的了。

《公羊传》，其

曲阜孔子文化园碑林

《谷梁传》原称《穀梁传》，传说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穀梁赤，他将听到的内容记载下来。实际上关于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经存在，但其成书时间却是在西汉。《谷梁传》记载的时间跨度亦与《春秋》一致。它以记录体和对答方式为主来阐释《春秋》。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我们现在说到“左传”，通常指的就是这部书。所谓“左氏”，就是左丘明，他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传》记述了鲁国255年的历史，上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27年（公元前468年），比《春秋》稍长。

曲阜尼山夫子洞孔子出生地

这三者有什么差异之处吗？三传在“事”“义”上的侧重点不同。宋叶梦得说：“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朱熹的说法与叶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

因左丘明本人是鲁国史官，所以《左传》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春秋》约16000多字，《左传》篇幅是《春秋》的八倍，记人记事的清晰程度较之《春秋》大为改善。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有重大影响。《古文观止》中选编《左传》18篇。

《左传》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合记言、记事于一体，开以往叙史之先河。

《左传》首创“史”“论”结合的体裁。后世史书中有赞语，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就都是受《左传》论赞体的影响。

孔子与七十二贤塑像

《左传》提倡史官记载史事时必须秉笔直书、据事直陈、实事实录的史家精神，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左传》不光是在史学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文学方面同样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这两个方面都成为后世史学家和文学家的榜样和楷模。

《左传》语言生动精炼，叙事详细完备，战争描写生动形象，人物描写性格鲜明。

包括《春秋》在内的先秦历史散文对后世叙事文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我们常说汉赋唐文，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包括唐宋八大家等人所写的散文，均堪称千古流传的名篇佳作，但它们的渊源则远在先秦，《左传》的影响尤为突出。

《春秋》微言大义，晦涩难懂，因此才有为之作注释的“春秋三传”。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历史事件比较模糊，言辞表达文字含义亦与今日有较大差异，是故“三传”本身若无注解，也让后人读不明白。

所以自汉至清，后人对“三传”的注疏也有很多。各家注疏也有差异，若要真正探究清楚《春秋》中孔圣人的微言大义的真相，恐怕还要追根溯源，还要借助于对易礼诗书等经书内容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也只有如此方能登堂入室，一窥其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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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最经典的八句话，最好能背下来！

《左传》，是以故事的形式说历史典故的编年体史书，与《谷梁传》、《公羊传》并称“春秋三传”。

书中语录经典、富含哲理与智慧，为儒家重要经典。

其中最经典的八句话，最好能够背下来。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译文：最上等的，是以德行立身；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就是创学立说。如此即便是过了很久，也不会被废除和摈弃，这就叫做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中国人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尺度，历史上能够达到的人寥寥无几。

值得注意的是，在“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中，“立德”被排在了首位。

天空覆盖江海，是因其无垠；大地孕生万物，是因其广袤；而人能和平丰盛，却是因为厚德。

无论做人做事，应德字为先。只有能力而没有人品的人，最终将难逃被时代抛弃的命运。

“无德而禄，殃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道德而得到的功名利禄，早晚都是祸殃。

要享受福德，先要修好自己的德行。

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

译文：我常听说，忠诚善良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用权威可以压制、防止怨恨。

人之相交，重在忠诚和善良。心诚意善，方能消除隔膜和怨憎；如果蛮横跋扈、仗势欺人，单靠权威气盛，非但不能阻止别人对你的怨恨，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秦皇专制残暴，并没有换来万年基业，仅历二世便告灭亡；宋仁宗广开言路，宽和仁政，却政治清明，商业繁盛。更有名臣良相，文采、人物尽显风流。

用到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

你心怀善念、诚心待人，自然能遇到诚实良善的朋友；你威权赫赫、颐指气使，只会让人心生怨怼，即便是口里不说，心中也必是厌弃和积怨。

是以，待人以诚，善良为先，其实是为人处世的良策。

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

译文：自律而修身，懂得自省，凡事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苛责别人，就能少惹麻烦，甚至免除祸患。

春秋晋献公，原本已经立了申生为太子，却因宠妾之故，有所摇摆。他问大臣里克：“寡人有几个儿子，该立哪一个做继承人好？”

里克避开了话题，退下来后拜见太子申生。太子担忧道：“我恐怕要被废黜了吧？”

里克答：“做儿子的，应该害怕自己没孝顺好父母，而不该害怕不能做储君；当修好私德、努力国事，以此赢得人心，免去祸难。而不要把精力和心神放在废立之事上。”

里克这种安守本心，不患得患失的处世方法，在今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与孔子“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为人处世，确实应当先从自身出发，不断修行自己的道德修养；尽心尽责做事，以提高自己的成绩。

惟其如此，才能在繁扰的世事中，自勉自救；

在风霜雪雨的人间道，立马昆仑。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译文：为人在世，谁能够没有过失呢？是人就有可能犯错，而有过能改，就是大好事。

行走人世间，犯错在所难免。

忠勇如关羽，都会大意失荆州；伟大如拿破仑，尚且会遭遇滑铁卢，更何况你我平凡之辈。

就如同马会失前蹄、老虎会打盹，常在河边走，一定会湿了鞋一样。

其实，能有试错的机会，也未必是一种坏事。其重点在于，犯错后的态度。

如果敢于直面错误，及时修复改正，也算是亡羊补牢的好事；

就怕知错不改，明知故犯，这就是人生大忌了。

长路漫漫、岁月绵绵，愿你我不怕犯错，知错就改；

勇于改过，及时修正偏离的人生航线，一样可以书写出精彩的人生华章。

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

译文：河川大泽，会藏有污水；深山野草中，会藏有瘴气；美玉中，也难免会有瑕疵。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完美无缺。没有什么完美的事，也不存在完美的人。

凡事都有其两面性，所谓正反，不过是立场各异、角度不同。我们当懂得接纳、学会兼容。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泰山能成其大，是因不舍寸土；大海能就其深，则因其不择细流。

生而为人，则要眼光高远、心宽似海。

以辩证的思维看人看事。从平凡中发现生活的美好，于杂草间发现菖蒲的秀雅。

懂得忽略瑕疵，才能不使明珠蒙尘。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译文：安全的时候，也不要忽略危险因素。及早找到安全隐患，并加以整改，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就能避免祸患的发生。

听过一句话说：“不知道有风险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没有安全意识的防范是最差的防范。”

安全和危险，往往都是并存的。

人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在安全时，也不忘提高警惕；一时的麻痹大意，却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长久的伤痛。

就如高兴时，也不能忘形一样，要时刻提醒自己，安乐不忘忧患，顺境多思逆流。

所谓上医治未病，说的就是防患于未然。

真正有智慧的高人，往往都懂得这个道理。

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译文：贪图安逸和享乐，就如饮毒酒自杀，不可怀念向往。

生活，就是生生不息、龙精虎猛地活。生命的意义也在于创造有效的价值。而沉迷于安乐，消弭的是斗志，荒废的是生命。

其实，人生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长，留给我们创造的时光并不多。一场游戏、几杯小酒，醒来已是黄粱一梦。

放纵自己，贪恋安乐窝，不知不觉，就葬送了英雄。

有道是，“业精于勤荒于嬉”，不要让安乐窝，成了自己的英雄冢。

生活的美丽，在于每天都有新创造，在于不断变幻的精彩。

而耽于安乐，是对人生不负责的具体表现，无疑于对生命的自戕。

勇敢智慧的灵魂，则敢于突破舒适区，勇于挑战新体验，所创造的人生，自然是华彩满章、卓尔不凡。

从善如流，宜哉！

译文：接受正确的意见，采纳善意的规劝，像流水一样迅畅自然。

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面对批评和指摘，我们通常习惯于自辩，也会因自以为是而拒谏饰非。

当我们不听良言、一意孤行时，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阻滞，或许还会让我们的人生偏航。

反之，虚心听取批评建议，并乐意采纳好的意见，既是做好工作的基础，也是做人的高境界。

正如老子所说：“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要想不被别人批评，就要诚恳地接受别人批评。

等自己的毛病被批评完了，全都改正了，别人也就没有机会再批评你了。

愿我们用从善如流的态度，从这古老的经典中，汲取智慧；用闻过则喜的修养，不断修正我们精彩的人生。

编辑：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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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讲坛｜解读《春秋》三传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常常为《春秋》的诸多版本而疑惑。实际上，统共4个版本中，《春秋》是母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同为注解之作。《春秋》在形式上虽为鲁国史书，但在古代则被广泛认定为圣人特意制作的经书，所以在“经”这点上先与后三者产生了功能重合。而后三者，《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虽同为解经之作，其间却差别巨大：《左传》以事解经，方使《春秋》可读、可解；同时，《左传》依附《春秋》而作，经文所及之处有所省略，必须参读经文，“经传互为表里”。《公羊传》《谷梁传》二传虽有区别，但同属于以义解经，在内容与方式上，均与《左传》完全不同。

解读《春秋》三传，可谓各有千秋。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晁岳佩，研究领域为经学与史学，主要著作有《春秋三传义例研究》《清代##_FORMAT_LT_##春秋##_FORMAT_GT_##学研究》《经史散论》《春秋三传要义解读》。日前，晁岳佩做客省图书馆大众讲坛，分享他在《春秋》三传研究中的成果与感悟。

《春秋》实为鲁史

晁岳佩介绍道，《春秋》一书，东汉人张晏说全书共18000字，南宋人李焘统计实有16512字，记载着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年间，从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共计1800余条经文，每条多者20余字，少者仅一字，平均每年不足70字。记载如此简略的《春秋》，曾被宋人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近人钱玄同说它是“流水账簿”，历代的研究著作却是汗牛充栋，且被公认为是政治理论教科书。关键在于古代学者普遍认为，《春秋》为孔子写作修订，其中含有圣人垂教后世的大义，即圣人教育后人应该遵循的各种原则。

晁岳佩说，细读今本《春秋》，可以看出其以下四个鲜明特点——

第一，用周历（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编写的鲁国编年史。它以历代鲁君在位时间为序，一年分四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语），即每事冠以年时月日。实际上，有些事件没有记日，甚至没有记月。对此，《谷梁传》认为是圣人有意为之，多数含有垂教后世的深意。

第二，处处体现着鲁史特征。其一，记鲁事常称“我”，如“葬我君桓公”“齐人伐我北鄙”“我师败绩”等；其二，外曰“来”，内曰“如”（与“往”同义）。如“祭伯来”“武氏子来求赙”等，又如“公如齐”“公子友如陈，葬原仲”等。一“来”一“如”，明确显示着鲁人与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交往；其三，鲁君主称“公”，死书“薨”。《春秋》记外诸侯一般用爵称，如齐侯、宋公、郑伯、许男、楚子等；鲁君为侯爵，《春秋》则全部书作“公”。《春秋》记外诸侯去世均书作“某某卒”，记鲁君去世则书作“公薨”，鲜明体现着内外有别；其四，凡有鲁人参加的会盟征伐，《春秋》均书作“公会”或“某某会”，体现着以鲁人为主。

第三，记鲁事有避讳。一是讳耻辱。鲁成公被迫参加了晋景公葬礼，《左传》说：“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鲁国史官没有将此事载入史册；二是讳国君非正常死亡。《春秋》记外诸侯遇害书作“弑”或“杀”；鲁君被害，则仍书作“公薨”，与记正常死亡者同辞；三是讳“奔”曰“孙”。《春秋》记外诸侯国君臣逃亡国外，均书作“奔”或“出奔”；记鲁君及夫人出奔则书作“孙”，似乎是谦逊离职，如“公孙于齐，次于阳州”“夫人孙于齐”；四是讳“朝”曰“如”。凡诸侯往见天子或其他国君称作“朝”。《春秋》记外诸侯来鲁均书作“朝”，如“滕侯、薛侯来朝”；记鲁君往见其他国君书作“如”，“公如晋”“公如楚”等，与记其他外出活动同辞。

第四，详内略外。在全部经文中，记载鲁事的内容约占三分之二。《春秋》不记外诸侯即位及其他在国内的活动，不记外诸侯夫人及其子女之事，不记外大夫卒，不记外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不记外诸侯国灾异；记鲁事则多有这些方面的内容。

综上所述，可知《春秋》应是历代鲁国史官记录下来的档案汇编，属于当代人记当代事，内容真实可信。所谓孔子作《春秋》，应该是他从鲁史档案中选录了这些内容，作为创办私学的教材。“至于孔子选录的标准是什么，是否进行了修改，他对学生作过怎样的讲解，后人都不太清楚。正因如此，三传对《春秋》的解说可以并行于世，无从定其对错。”晁岳佩说。

《左传》至唐代才进入经学殿堂

学术界普遍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其内容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用丰富史料说明或补充《春秋》所载人和事。《春秋》属于当代人记当代事，《左传》则是后人对历史的追述。

第二，

第三，对《春秋》笔法原则的解释。晋人杜预所归纳的“书”“不书”“先书”“故书”“书曰”“不言”“不称”等所谓孔子“新例”，就是对《春秋》记事、称谓、用字等原则的说明，后人称为“解经语”。“解经语”是《左传》为解《春秋》而作的铁证。

《左氏春秋》在西汉时期一直作为史书在民间流传，而不被认为是解经之作。《史记》叙述春秋史多用其内容，而论及《春秋》之义则皆为《公羊传》。在司马迁心目中，《公羊传》是解经之作，《左氏春秋》则仅是史书，这一点极为明确。

至西汉末年，非常喜欢《左氏春秋》的刘歆，第一次认定《左氏春秋》是为解《春秋》所作，且所解“优于《公》《谷》”。因此，他首次改称《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使其上升为经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列，由此形成《左传》之名。同时，刘歆建议朝廷将《左传》“立于学官”，即设立博士官专门讲授，学成的弟子可以被推荐做官。

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朝廷创办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公羊传》和《谷梁传》先后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作，所解为圣人垂教之义，学成者多成为高官。刘歆的建议提出后，遭到由学习今文经进入仕途的政府高官的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左传》不传《春秋》”，即《左氏春秋》不属于解说《春秋》的著作，最后未能被“立于学官”。

由于《左传》内容丰富且可读性强，东汉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并出现一批著名研究者。贾逵、马融、服虔、许慎、郑玄等学者普遍认为，《左传》是解《春秋》之作，同样含有圣人垂教之义，朝廷应该将其“立于学官”。但因为不能证明《左传》含有区别于《公》《谷》的《春秋》大义，故终东汉一代《左传》仍未能上升为官方学术。

晋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左丘明受经于仲尼”，由此确立《左传》在《春秋》学领域的嫡传地位。唐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采用《左传》及杜注，标志着《左传》正式进入经学殿堂。

《公羊传》以例解《春秋》

晁岳佩分析道，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疏引戴宏说，孔子作《春秋》传子夏，子夏传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五传至公羊寿，汉景帝年间，公羊寿与弟子胡子都“书于竹帛”，为《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著述旨趣集中体现在最后一节传文，在解释“《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时所表露的信息。

其中，《公羊传》认为：第一，中国无麟，麟只现身于天下有王之世，而孔子时代却是无王的时代，所以他认为麟是为了自己而现身。麟被普通打柴人捕获，象征着孔子构建王道盛世的理想破灭。孔子很伤感，故决定作《春秋》以寄托自己的王道理想；第二，孔子将《春秋》设计为三个阶段，分别用不同的辞表达不同的政治理念，由此构成完备的王道理论；第三，上述王道理论最适用于拨乱反正，即包含着所有将乱世治理为盛世的理论与方法。孔子希望后世有圣人践行王道理论；第四，后世学者研究《春秋》，就是从中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当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论。

于是，以孔子作《春秋》为基点，以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内容，以为当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论为目标，构成《春秋》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尽管后世学者对《春秋》的阐释歧说纷纭，且对《公羊传》多有批评，但基本上都认同这个框架。因此说，《公羊传》开创了对《春秋》的经学研究，并且延续了两千年。

晁岳佩说，据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谷梁传》也传自子夏，口耳相传至汉代，具体成书年代不详，宣帝时“立于学官”。《谷梁传》为了阐释《春秋》含有批评悼公之意，表述了其所理解的几个重要人生阶段：幼年时期，若受到意外伤害，是母亲未尽到看护责任；童年时期没有合适的老师，是父亲未尽到教育责任；有老师，却不能好好学习、树立志向，是自己的责任；成绩优异，且志向远大，却没有获得社会声誉，是朋友未尽到助其宣传的责任；有了声誉，有关部门没有向朝廷推荐，是官员的责任；被推荐之后，王者没有委任职务，是王者的责任。

《谷梁传》此节表述，透露着时代信息。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均为血缘贵族政体（晋国略有区别），公卿大夫基本上由君主的叔、伯、兄、弟或其后裔担任，不存在读书做官的人生道路。孔子创办私学培养官员后备军，对各国体制并未产生太大影响。战国时期的布衣客卿，数量不多，且限于军事谋略和改革方面的人才。秦代重耕战，选拔官员与读书无关。只有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广设学校之后，朝廷始采用“察举”“征辟”的方式选拔官员，才出现了努力读书、朋友相互宣扬、地方官员推荐、朝廷委任官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国家选官方式的产物，不可能如此完整地表述于汉武帝之前，且这种选官方式必须在实施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形成。《谷梁传》此节表述，很可能形成于汉宣帝时期，也就是其最后的成书时间。

《公羊传》于汉景帝年间“书于竹帛”，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得到广泛传播，且受到国家与民间的高度认同。《谷梁传》最终成书于汉宣帝年间，必然与《公羊传》形成参照。既不能过多批评已被广泛接受的《公羊传》，但又必须与其区别开来，否则难以获得官学地位。

通过比较，可见二传有如下异同：第一，二传所释《春秋》之义皆集中于政治理论；第二，解经方法基本相同；第三，虽然二传阐释大义多有相同，但在文字表述上却差别巨大；第四，《公羊传》虽然也偶用时月日例阐释经文，但未成体系；《谷梁传》则多利用《春秋》书时、书月、书日的异同解经，且形成了体系：最重要之事书日，其次书月，再次书时。时月日例是《谷梁传》的解经特色，也是受后世《春秋》学者批评最多的地方；第五，《公羊传》所释《春秋》大复仇、知权行权、讥世卿、母以子贵等大义，隐含有对君主专制的潜在危险性，颇受后人诟病；《谷梁传》中没有了这些惊世骇俗的大义阐释，而是强调《春秋》“尊尊”之义，以迎合现实政治需要。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卢昱通讯员张海梅报道）